08年金融危机后，资产泡沫怪圈的形成和破灭，带给我们哪些思考？（2008年金融危机催生的集团是）

引言

2008年发生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近些年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资产泡沫怪圈，这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实行低利率，引起信贷膨胀；在信贷膨胀的条件下，形成了投资热和消费热，集中体现于资产的炒作，造成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形成一方面继续推动投资热和消费热，另一方面使资金链不断延伸，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资金链越是延伸，薄弱环节就越多，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一旦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出了问题，放出去的贷款未能如期收回，整个资金链就断裂了，这样就会导致因资产炒作而卷入债权债务的银行和企业发生债务危机，甚至倒闭、破产，实体经济必然受累，失业人数剧增。这时，为了挽救陷于困难中的经济，政府不得不采取救市的做法，扩大财政支出，于是财政赤字又增多了。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与此有关的低利率政策，又为下一轮的信贷膨胀准备条件，资产泡沫在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再度形成。

如此循环不已，就出现了所谓的资产泡沫怪圈。了解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存在的这种资产泡沫怪圈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对美国的次贷危机、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以及冰岛危机，甚至迪拜危机的原因就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要知道，资产泡沫怪圈的形成并非短期的事情，而是多年的信贷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资产炒作积累而成的。资产泡沫怪圈破灭之后，到真正的经济复苏，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政府的救市虽有些作用，但不是短期就有显著成效的，因为这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是否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有关，也同就业状况是否改善，民间购买力是否增长有关。

只有民间的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热所推动的需求仍然是中间需求。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09年年末，虽然已经触底，但近期还只是缓慢地回升，要说危机已经消失，似乎为时过早。而且余波未平，资金链中下一个断裂口究竟在哪里，影响有多大，还不清楚。2010年，不管怎么说，至少不会成为走向繁荣的年份，顶多说是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年份。中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积极性大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由此产生了中国经济中的怪圈，可以称之为投资冲动怪圈。

具体地说，它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解就业压力，竭力争取项目，增加投资，促使经济增长，于是投资膨胀，信贷量也随之扩大；这样一来，不仅全国范围的投资量剧增，而且造成信贷规模急剧扩大。然后，产能过剩现象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在内需未能相应扩大的条件下，出口带动经济的作用便越来越明显。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并存状况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紧缩政策。经济增长下滑了，就业压力增大了，于是又转向刺激经济的做法。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投资冲动怪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陷入这种投资冲动的怪圈中。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冲击中国经济时，首先反映于出口的剧降，影响到一批出口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出口企业通常是产业链条的最终一端，但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企业，如向出口企业供应原材料、零配件和机器设备的企业，以及为出口企业服务的企业，无疑全都受到了影响。不少企业陷于困难。加之，产业链是靠资金链维持的。产业链断裂，迅速引起了资金链的断裂。流动性过大一下子表现为流动性不足了，因为每个企业为了自保，往往奉行“现金为王”的策略，即持有超正常现金储备，流动性不足正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大放缓而引起的。

流动性过大到流动性不足的转变，时间并不长，但却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困难。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政府的巨额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始见底，第二季度反弹，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继续回升。但问题在于：如果不破除“投资冲动怪圈”，即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能不能摆脱这一怪圈呢？假定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岂不是会重蹈覆辙吗？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有重蹈覆辙的担心。

区别在于：中国需要摆脱的是“投资冲动怪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摆脱的是“资产泡沫怪圈。”由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陷入“资产泡沫怪圈”中，所以金融业影响大，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影响就业。由于中国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前陷入“投资冲动怪圈”中，再加上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所以一受国际市场萎缩的冲击，出口企业受影响大，进而影响金融业和整个实体经济，影响就业。

因此，在摆脱各自所陷入的怪圈方面，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对策和中国的对策不可能一样。当然，加强金融监督管理和完善市场制度是二者都需要做的，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要摆脱“资产泡沫怪圈”，最重要的措施可能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即需要消除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这一传统教条的影响，更好把握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要只从事“事后介入”而放弃“事前介入”的职能。经济的预警机制是可以发挥较好作用的。

“事前介入”比“事后介入”的代价较小而成效更大。对中国来说，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的深化，从体制上消除产生这一怪圈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投资冲动怪圈”的背后是体制问题。与此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改革：第一，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投资的决策体制目前是政府主导型的决策体制，应多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决策体制。关键在于：在投资决策方面，政府愿不愿意让权、放权、还权。

第二，行业垄断体制的改革。行业垄断在中国往往带有行政垄断的色彩。这样就阻碍了结构的优化，阻碍了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也容易引起垄断性或半垄断性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关键性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第三，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资源价格不合理，不仅阻碍了结构调整，而且会浪费资源。结果导致技术落后的企业不可能被淘汰，使得技术进步受阻碍。

结语

第四，民营企业准入政策的落实。“非公经济36条”尽管已公布好几年了，但民营企业的准入仍是尚未认真落实的难点。应当贯彻“非禁即入”的原则，即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至于进入的门槛，要根据行业不同而制定，门槛可以放低一些，这有助于竞争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