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来临）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危机？总的来说，宏观层面上，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二〇〇六年以来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别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九年发生了两次较大幅度的增长，分别是由于二〇〇八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全球流动性紧缩，由此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设计多个领域，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创。

实证结果分析

对我国宏观当局来说，一方面要启动扩张型政策，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降低美联储为拯救美国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我国经济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〇一九年底我国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疫情传播肆虐，实体经济几乎停摆，导致全球贸易经济疲软导致，我国央行也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从整体政策环境来看，随着我国调整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样性和针对性不断加强。

央行可以使用不同种类的政策工具达到刺激需求、调整结构、控制物价、抑制经济过热等一系列政策目标，因此使用货币政策的频率也逐渐提高。近13年内M2增速基本保持平稳，整体方差较小，除了在二〇〇九年M2增速达到28.5%，是监管部门为了缓冲次贷危机给我国整体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带来冲击而实施的“四万亿计划”。自从二〇一七年以来，M2增速逐渐放缓并基本维持在10%以内。

即使是在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M2增速也仅达到10.1%，这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坚持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防止投资过热和可能导致资产泡沫风险的决心。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来看，总资产收益率不高，且样本银行之间盈利能力差距不大，各银行的盈利能力均与资产水平相匹配。

这可能是由于所选银行本身资产规模较大，且都是国内经营较好的商业银行；从风险承担能力来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都远高于我国监管条例中8%的最低要求，不良贷款率情况也远低于银保监会要求的5%的监管标准，银行自身经营较保守，除了满足基本的资本监管要求外，银行内部的监管约束更强。

在流动性风险方面，样本银行内部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差异不大。随着近年来银行的宏观监管条例不再仅仅局限于资产负债表方面的要求，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且从银行产权性质来看，大型国有银行和系统重要性银行流动性错配指数较低，城商行的相对流动性错配指数相对较高，这是可能是由于城商行更注重业务创新化管理，对于收益的追求也更高，因此也会伴随着更大的风险，这类银行则需要更加重视自身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在流动性创造方面，最小值为郑州银行二〇一八年数据，这可能是为了落实将预期90天贷款计入不良贷款并足额计提拨备，资产方流动性下降而导致的流动性创造能力下降，其余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均在二〇一八年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相差较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分别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和二〇一三年“钱荒”时期都经历了下滑，这表明危机时期商业银行都会倾向于放缓信贷扩张。

从产权性质的角度来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往往都优于城商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资金体量更大，网点分布更广，能够以自身稳固的资产水平创造更多流动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负相关，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负相关，而流动性风险与流动性创造能力的变动方向保持一致，意味着流动性创造能力越强，产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与本文的假设也基本一致。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为负向影响，即所处的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错配指数具有降低的趋势，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小，我国商业银行基本都保持着谨慎经营的理念，对自身资产质量要求普遍高于基本标准。

商业银行的敏感程度较高，大型银行的经营也朝着市场化的变革方向发展，一旦出现了政策不确定的情况，能够根据市场环境变动做出适当调整，降低了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从资金需求者的角度看，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将会导致他们将自有资金以安全性和流动性更强的方式持有，故投资需求将会下降，储蓄需求将会上升，因此出现道德风险和违约风险的可能性也会相应降低。

控制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具体体现为净资产收益率与流动性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当净资产收益率越高时，说明银行将自有资产较多地放置于收益较好的资产上，一般来说这类资产的风险也较大，因此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大。用于反映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也对流动性风险影响十分显著，这二者对流动性风险都存在着正向影响。

宏观层面的M2增速对流动性风险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M2增速越大，表示我国正在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投放的也就越多，整个经济体系流动性较充裕，利率下降，投资上升，贷款人偿还贷款的风险上升，故流动性风险提高。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介变量流动性创造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越弱，这说明商业银行面临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也需要提取一定的政策成本，资产方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对于发放贷款的限制也会更多。本文的结论与田国强和李双建保持基本一致，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此外，流动性创造能力还收到银行资产规模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这二者与流动性创造能力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也就越有能力发放更多的贷款，而贷款越多，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这一维度也解释了流动性创造与流动性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宏观层面的M2增速也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显著正相关，M2增速越大，则代表社会上的资金越充足，因此商业银行也能够以更充足的自有资金创造更多流动性。

回归结果显示在主回归模型中引入中介变量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提高，中介变量流动性创造水平对于被解释变量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较显著，且二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流动性创造水平越高，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越大，引入中介变量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解释力度减弱。流动性创造承担完全中介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并以此来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