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谈2008年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图片解释金融危机）
亚当·图兹（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这场金融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堪比1929年那场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大萧条。然而，由于中美等主要国家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已度过危机，恢复增长。一方面，这场危机似乎没有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致命冲击：十年之后，中国在危机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美国的全球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改变，而美元体系的全球地位则更稳固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全球性危机并未按照美国观察家料想的那样，起源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东亚各国的“过度储蓄”，而是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国际美元货币市场这两个西方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从政治影响来看，这场危机还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政治的重大事件，从特朗普的崛起到英国退欧危机，从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争端到西方今天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都是这场金融地震在欧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余震。那么这场危机的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在历史和当下语境中认识它？我们一般人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针对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亚当·图兹（Adam Tooze）教授2018年7月在企鹅兰登公司出版了《崩溃：十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Crashed: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is Changed the World) 一书，凭借该书，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颁发的2019年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 （Lionel Gelber Prize）。图兹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Kathryn and Shelby Cullom Davis 讲座教授暨欧洲研究所主任，专攻现代德国、欧洲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史，先后著有《统计与德国国家：现代经济知识的建立，1900-1945》《毁灭的代价：纳粹德国经济的建立和崩溃》与《大洪水：一战、美国和世界秩序的重塑，1916-1931》，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将丰富的史料与精密的分析、精深的理论修养与深刻的现实关怀融为一炉，尤其擅长探索历史和当下各种趋势及其背后的理论问题。在此次访谈中，图兹教授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精力写这样一本非常“当代”的历史，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反思，以及对当下的中国、美国和欧洲经济有哪些思考。
《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
您最近出版的《崩溃》广受赞誉。这本书用崭新的方式全方位地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威叙述。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在这本书问世以前，您是以德国史专家闻名于世的。
图兹：是的，我最初是研究德国的历史学者。但我逐渐感到，从十九世纪，甚至可以说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更广泛的全球背景隔离开来研究，变得越来越徒劳。至于二十世纪就更不必说了，历史的发展肯定是全球性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全球格局影响了现代国家的方方面面。我跟我这一代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在学术生涯开始阶段做的还是国别史。因此，我得承认我最初的历史研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比较狭隘。自那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向外发展。比如我的第二本书《毁灭的代价》（The Wages of Destruction）就强烈地关注希特勒对美国的思考。我甚至可以说，我第一本关于德国统计的专著其实也尝试着在全球比较背景下考察德国统计的发展。我最近的两本书当然是采取了全球框架，不过我很乐意承认我使用的框架的远不够全面。我对一再留在我的叙述以外的地区和人民感到抱歉。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涉及更广泛的国际背景。
《毁灭的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您成为一名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学家？这本书的方法和视角与您早期对德国军事及全球外交史的研究完全不同。
图兹：我一直感兴趣的其实是现代世界权力的各个不同方面。你知道，《崩溃》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我们如何误解权力，以及权力实际上如何运作的历史。因此，本书开头就提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况。在千禧年初，美国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和顾问一直在预测危机。他们对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深表关切，预判中国崛起将导致美国陷入危机：中国积累了大量对美国的债权，而中国人将会在某一天抛售美元，导致美国利率飙升。虽然这场想象中的危机在二十年后依然笼罩着我们，但是这完全不是2008年那场实际发生的金融危机。
这种危机感在当下的特朗普时代只怕是更深了。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有如此深的焦虑？中国实际上是美国主导体系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密切相关，虽然跟全球金融体系关联还没那么深。如果中国已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融入了全球体系，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样的焦虑？
图兹：我认为这种忧虑在不同的层面运作。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霸权，自然会对自身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程度之深感到不安。当然，你可以说，这种依赖其实是一个衡量美国权力的标准，因为只有霸权国家可以用本币借钱和还钱。但当人们了解这种依赖程度有多深时，它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紧张局势。毕竟，这种依赖性根本上是由于美国的贸易和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而财政收支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是共和党人特别坚持减税。所以，这种依赖令人担忧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对外国的依赖，而且在于它体现了国内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
但我们必须加上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关于中国的特殊因素。对西方而言，中国遥远、陌生、令人费解，而且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或者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被纳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但美国人担心这个体系的权力格局正在转变。这种形势变化不是由外而内的，比如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当时苏联和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相互平衡，但二者几乎没有其他内在联系。中国崛起的颠覆性的意义更多在于，中国是从系统内部改变了权力格局。时至今日，美国人对此当然深怀焦虑。
虽然您这本书只有两章与中国密切相关，您对中国经济运作的实际掌握和分析见解依然令我感到惊讶。您能简单地描述一下转型如何改变中国及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吗？
图兹：西方人通常错误地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出口，或是简单意义上地由出口来驱动。当然，中国经济确实从出口经济和技术学习中受益匪浅。然而就其主要动力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是由国内力量驱动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部门造成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政府对此反应敏捷，而应对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支出与私人活动之间，以及政府决策与政策性银行活动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模糊的，以至于能够给出西方前所未见的巨型信贷刺激。当然，这些措施的确也导致了信贷泡沫。在西欧市场的疲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出口暴跌的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再平衡。危机前几年的2007 、2008年，至少在数量上说，中国达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高潮（虽然在新技术的某些领域可能不是这样）。从那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不仅放缓了增长速度，而且其增长来源也以国内需求为中心。这确实标志着一种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权力的再平衡。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的优先事项，而这些优先事项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再平衡正好相对应。这种再平衡不一定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设想的那种对投资过热以及重工业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的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2008年的危机往往加剧了中国经济中某些负面和不平衡的因素。但至少在出口和经常账户方面，2008年显然标志着中国经济的转变时刻。
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在2008年之后如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许是过去两百年来的第一次。
图兹：是的，2008年的确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力的时刻到来。正如你所说，这可以象征性地看作一个转型时刻，也是对世界经济常态的一种回归——当然，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与我们以往熟悉的非常不同，在许多基本方面，它更类似于十八世纪和早期十九世纪的世界体系，那时亚洲的巨型经济体还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大部分地区的中心。这背后的逻辑正是中国经济指数式的增长。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增长率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增长率比今天更快，但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比现在小得多。实际上，就世界经济的许多方面而言，无论是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还是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出，中国经济的规模之庞大，足以说明它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让我们回到《崩溃》。这本书的主角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大型全球战略性重要银行（globall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anks）。它们完全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而监管它们的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机构。因此，我们以前思考世界经济的那些经济学模型，在这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起作用。在全球经济的条件下，它们即使不是完全无用的，至少也是先天不足的。您这本书倡导我们采用一套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即所谓的宏观金融理论（macrofinance theory）。它涵盖了主流经济学未涵盖的领域。您能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个新的学派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吗？它关于全球金融的理论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图兹：我们刚才谈到西方观察家如何着迷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谓的威胁和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让他们得以保留旧的分析框架，因为中国还有汇率以及资本的严密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点使中国经济神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使得让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正当性。实际上，至少在危机之前，西方观察家不仅仅是在学术上，而且在实践上仍然将各国经济都看作国家单位，认为它们受制于货币流动的国家管控。而西方观察家所延续关于中国的旧有思维方式，事实上已经过时。过时的原因正在于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大规模跨国组织所推动的全球化。事实上，虽然在我们的批判思维和话语中，对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力量的讨论早已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并没有调整我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以及统计方法，因而并不能很好地分析和描述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展示了，至少在金融领域（当然可以在其他多个领域得出类似结论），如果你专注于国民生产总值，只关注贸易顺差或逆差，那你就根本无法理解危机是如何展开的。比如，像德国这样贸易顺差的国家，其银行业仍然陷入了巨大困境。韩国是出口驱动型、高度工业化的制造业国家的典范，其金融业仍然在危机中濒临崩溃。这是因为德国和韩国的金融业一直以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方式密集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它们已经从根本上依赖于美元融资市场，而美元融资窗口恰恰在金融危机中关闭了。因此，那些看起来健康的国民经济体之中，却寄生着极其脆弱的私营部门，实在是一种讽刺。这也是我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也早就应该对它足够了解，然而危机一来，各国政府争先恐后采取的应对方法，却往往是延续过时的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对中国的忧虑，也激励了这些过时的做法。
这真的很讽刺。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全球化，每个人都在努力撰写全球历史或进行全球比较研究。而我们的认知仍然落后于全球化的实践。
图兹：正是这样。因此，回到你提到的宏观金融理论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我想开玩笑说，这是一个经济学跟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刻。经济学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全球经济是由大型金融公司主导的。所以，让我们认真研究这些公司吧！
宏观金融理论的作用是通过全球最大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系统地重新描述国际经济。今天，这种重新描述意味着你既不再关注国家经济，也不再关注无数小公司构成的完美市场——而是关注十五到三十个主要的全球金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来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这就是宏观金融研究的主旨。想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不同的数据库，而拥有这个数据库的机构正是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Settlement）。实际上，在国际清算银行，我们目睹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制定模式的问世，这就是宏观凭证经济决策（macro-credential policy-making）。我们看到，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对象不再是国民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方便、迂回的抽象数据，而是摩根大通、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活动和风险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主管Hyun Song Shin博士用以说明全球运作经济的两张图：前者是我们的想象；后者更接近实际
您这本书正好从这些细节和动态入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细致报告。您说明了，全球银行危机并不是沿着我们通常想象的模式展开，因为多数人的想象力都是被1929年的大萧条所主导的。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不是大规模的挤兑，而是货币市场的崩溃，它的起源是其中一个主要资产——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突然间变得毫无价值。不过，根据您的描述，有毒资产的相对规模实际上很小，但它造成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那么为什么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会导致如此大的危机呢？
图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本书的要点之一。简而言之，这是因为那些导致致命损失的不良资产正好构成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危机之后的西方充斥着对银行的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谴责，因为这些不良资产或多或少地以欺诈手段卖给了投资者，事实上这些银行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向养老基金出售足够的不良资产。这些银行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上持有相当多的不良资产。这对金融体系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获得巨额的信贷乘数。它们是经济的心血管系统，是全球经济的核心。你肯定不愿意看到有毒资产在那里快速积累。银行是很脆弱的，他们时时时刻大进大出，自身却没有多少固定资源，无法抵御巨额亏损。这就是信贷乘法运作的方式。如果银行在出售证券化的资产方面更成功、更严谨，那么我们遭遇的就会是一场像世纪初的网络泡沫破灭那样的寻常危机——它导致了一场经济衰退，因为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导致投资和消费大幅下降，然而这不至于导致我们在2008年看到的金融市场“心脏骤停”。
我很喜欢您用心血管阻塞来比喻金融危机：血管那种微小的、部分的梗阻，足以击倒一个巨大的身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提到的另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发展，那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制度化。乍一看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假设，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必将对美元造成致命打击，引领我们将进入多种货币百花齐放的时代，而人民币将发挥一个核心作用。
图兹：是的，它可以追溯到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个对未来的普遍预期：美元长期下跌并将被其他货币取代。大家想象中的危机是中国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然后美元陷入崩盘。然而，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向我们真正地揭示了什么——这也是衡量我们目前困境的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世界对美元有多么的依赖。而美联储应对这场危机的能量之大，无疑加强了世界对美元的依赖。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关键点——美国力量正在逐渐衰落和被取代（我认为这是对当下处境非常合理的描述），那么这一过程正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步伐进行着。从广义的经济角度来看，在制造业和工业基础方面，从西方到亚洲的权势转移是显而易见的；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亚洲正在赶超美国，尽管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优势；但从金融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转变让世界远离对美元的依赖。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种不平衡。
的确，您这本书中，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强大适应性与欧元区的疲软形成了鲜明对比。您细致描述了危机对欧洲政治和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像意大利和希腊这类财政脆弱的国家的冲击。我们都知道，欧盟需要向财政联盟和更积极的财政刺激的方向作出根本改革，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财政脆弱的国家被强制要求紧缩。尽管欧元崩溃的噩梦还没有发生，但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欧洲在财政联盟或刺激方面取得多大进展。那么欧洲的改革前景究竟面临着哪些障碍？
图兹：我在这本书中刻意比较了欧洲和美国的反应。你知道，我毕生执著于欧洲的统一。我说英式英语，持有英国护照，在德国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对我来说，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正是你强调的各国应对危机方式的对比：一边是中国和美国两国以自身方式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另一边是我们所见到的欧元区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欧洲的基本问题我们都很熟悉：如何协调捆绑在欧元区的各国的不同利益。具体而言，就是各国意愿的不平衡：它们愿意推进货币联盟，但不愿意共同承担政府债务的风险；它们愿意向跨国银行开放边界，但不愿意建立全欧银行保险系统，共同承担银行倒闭的风险。这种不平衡实际上是欧洲在政策制定之中易犯的过失，因为这背后的考虑是，欧洲可以“向前跌倒”（falls forward），即通过危机驱动的所谓进步来推进欧洲一体化。因此，不平衡是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欧洲一体化会先向某一个方向前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矛盾，将会推动其他领域的整合。从2008年开始，这种通过不均衡来推进一体化的发展，一直在经受考验。今天来看，这已经成了一场灾难。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整合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但这些步伐是如此缓慢，又是如此缺乏在正确时刻采取关键行动的意愿，使得欧洲付出了昂贵代价，而且极其容易受到未来冲击的影响。
而且我要说，我们有理由指责，或者至少质问德国：你到底想不想要欧洲一体化？因为德国政府是唯一可以领导欧洲一体化的政府，但德国又不能统治欧洲。默克尔曾经正确地指出，那种认为德国可以决定欧洲一体化方案的想法是天真的。但如果没有德国的领导，欧洲又很难做到果决前行。我们看到，德国正在缓慢而执著地推行一项政策，即其他国家必须简单地照搬它的经济政策模式，而它又拒绝承认自身从欧洲获得的积极反馈。德国之所以坚持这样做，且有能力在政治上这样做，其实是因为危机在很多方面为德国带来了不少好处。我并不是说德国故意以某种剥削它国的方式助长这场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危机使德国政治的外在压力减少了，而德国经济又成了欧洲资金的避风港。因此，如果欧元区出现恐慌情绪，资源将从周边国家流向德国。这样一来，德国政客很难采取任何关键行动，或者做出任何必要牺牲——因为德国的国内立场对此恰恰是反对的。
在很多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危机的余震中，包括特朗普主义，英国退欧，欧盟的持续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再平衡。因此，就政治和经济而言，这场危机似乎远未结束或解决。如果我们对比大萧条后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我们在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但就统计数据而言，至少美国经济已进入周期性上升期。您认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后危机时代，还是说新的危机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
图兹：这种“后危机时代”的认识，可能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下。 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无疑已经被吸收了：美国银行系统经历了大规模重组，欧元区也不再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即使是去年的意大利债务危机也已经暂时消退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危机连续不断的历史：经济增长与经济危机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案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东欧和拉丁美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周边的亚洲新兴市场，当然还有俄罗斯；美国资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比如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认为，不应该把危机看作一种例外情况，而应该看作一种随着增长而持续出现的常态，只要东西方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下去。因此，各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强有力的、富有想象力的、防患于未然的干预措施，来推迟甚至避免危机。在我看来，既然增长与危机一直存在紧张，并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之下重复交替出现，我们不应该排除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场危机将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复，而是会由其他因素导致，并带来不一样的冲击，最终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和众多资产的价值下挫。当然，这是中国当下正不断努力避免的事情。
您刚才谈到危机和增长之间的紧张。那么在当前，这个可能导致未来几年危机的全球经济的根本紧张是什么呢？
图兹：就眼前的危机而言，最需要关注的是信贷，因为信贷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中最容易受到“心脏骤停综合征”影响的。现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很关注的地方是中国。当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全球经济史的一个例外，因此在管理债务泡沫方面，中国可能又是一个例外。但这确实是一个绝对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就一般的展望而言，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可能类似于流感，而不是心脏骤停。仅仅就经济周期而言，世界经济放缓其实是意料之中的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长的繁荣周期之一。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同样如此。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将面临周期性经济放缓。至于这次放缓是否会演化成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世界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世界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工资和收入增长，存在很大问题。如果你看一下过去十年左右的生产率增长记录，就知道实际增长情况堪忧 。一旦你消除了投资这一要素的影响（投资当然对中国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刺激），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快。考虑到中国的巨额投资，一旦你允许资本也有生产力，那么资本的回报率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如果你看一下西方的劳动生产率，虽然那里的投资水平不是很高，但资本的回报率也不容乐观。英国、欧元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的生产率增长都相当缓慢。因此我想人们会开这样的玩笑：这有点像信息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满街都是机器人，但劳动生产率却不见涨。至于未来生产率会不会加速增长，我们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在阅读您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您不仅在描绘写关于危机，而且在记叙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史。我觉得您通过描绘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勾勒出了一部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世界历史。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其他更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引发了我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秩序。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正在书写一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能否最终确定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结束，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说，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及其影响，尤其是美元作为全球通货的制度化，已经给了新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
图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它迫使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的含义。当我们说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一）市场自身可以保持稳定；（二）中央政府没有必要稳定市场；（三）自由竞争应该是经济政策的关键组织机制。那么。你不得不说，2008年各国政府对银行的大规模注资、中央银行大力救市、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彻底摧毁了新自由主义。前面说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你能够想象有哪一个能够在2008年的危机中存活下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如果谈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你想到的是世界局势的转变，那就另当别论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或社团主义在西欧大行其道，资本与劳工达成妥协，劳工组织在西欧政治中有发言权——美国和冷战意外地导致了这个结果，而中央计划经济当时则作为市场经济之外的选项存在着。新自由主义最终打破了这种妥协。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2008年的危机从根本上确认了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因为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来没见到各国政府采取过更为偏袒资本的干预方式来挽回企业————那些跨国银行——的利益。
如果你认为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以及政府需要通过行动予以支持，那么必须承认，2008年至少没有标志着倒退。相反，它显示了我们有多么愿意利用民族国家的资源来维护这个体系的稳定。因此，我认为危机迫使我们做的是厘清权力的分配。在这方面，我认为，美国是非常明确的。就其自身而言，中国也是如此。这再一次让我对欧洲局势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这场危机在欧洲造成巨大混乱的原因，正是由于权力分配并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