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循环

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重新布局，中国成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

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价值链重新布局的浪潮之下，在国内货币贬值和地方政府不遗余力招商引资的努力下，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变成了外部需求，中国金融体系也加入了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和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此时，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国内结构性矛盾

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高涨，直到2007年中国GDP在5年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农村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到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46%左右，但农村仍然有1.3-2亿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明显。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消费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国内储蓄率也大幅上升，银行系统从1994年开始资金来源大于资金运用，到2007年3季度存贷比达到69.5%，说明国内资金过剩日益严重。 一般制造业的产能，在积极财政的带动下，到2007年上半年大量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供给加速的局面，加剧了90年代末即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伴随“三大过剩”的日益严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也日益加重。随着中国开始纳入全球化的主流经济趋势，同时期内需不足，但投资和外需增长强劲

国内经济最该靠内需来拉动增长，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工资报酬长期停滞，总体上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内部消费不足，产品大量过剩，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更多流向海外，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对外依存度处于过高水平，2006年高达66%。在基础行业过剩的产能难以被消化的条件下，只能用明天过剩的产能来消化今天过剩的产能。

国内过剩的金融资本，通过地产和股市结合拉动各行业高速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多是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形成“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寻求增长。

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发展模式

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此时地方政府唯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

地方政府通过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通过城投公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做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也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时，营业税（主要面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已经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这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在增加财务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

这种“以地套现”的圈地运动，逐渐形成了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造成地方政府都造成大规模负债，而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积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中央层面过剩的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推动，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迅速高涨。

华尔街次贷危机爆发

2008年夏季，在上一年发生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给无法从正常主流抵押渠道获得贷款的人）市场危机加剧的形势下，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两家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及一家最大的保险集团（AIG）被“临时国有化”。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幕拉开了。

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出口经济受挫，出口对GDP的拉动从2007年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涌入期货市场推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使中国生产价格指数上升，生产成本升高，这使得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措施

内需方面，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2010年底新增投资4万亿元。

外需方面，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2008-2009年中央政府连续7次发文调高退税率。

本次应对危机的措施还具有明显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的宏观调控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开始“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

“三农”战略对经济危机软着陆的重要作用

第一，2003-2008年间支持农业投资超过14731亿元，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这些投资使农村资本池的资本存量大大增加，基本建设资金也提供了大量本地化非农就业。

第二，大量惠农投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政策界普遍认同新农村建设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认为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第三，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这是“三农”能再次承载危机转移代价的社会基础。

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有惊无险地从容应对的重要的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