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谈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会带来很大问题

8月19日，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进行了分享。

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5年历史，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后危机时代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我觉得实际上金融体系有两面，一个是金融市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是货币体系，也就是货币的问题。樊纲说。

樊纲表示，从金融市场监管方面，我们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吸取的经验就应该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一个还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的国家来说，如果把资本账户过早的，还在它不成熟的时候就开放，这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所有的这些资本一下子就涌入一个还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的国家，这会促成危机的酝酿和发酵。所以，当时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资本的涌入也确实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问题，也带来了实体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教训，在危机之前当时所有人谈论的都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放开，这是八九十年代的监管放松的主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放松监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就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放开，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在谈监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大家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开始讨论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不再让发展中国家立即放开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那段时间，自90年代末到2008年，主题还是放松监管，然后就有了全球金融危机。在那之后，人们又恢复了很多的监管，这也表明金融市场是需要监管的，我们需要纪律、需要监管金融机构。所以这也是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改革的一部分。樊纲说。

樊纲指出，第二部分的改革和变化是货币体系，可能变化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对这些改革和变化谈的很多。

在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崩溃之后，大家开始讨论亚洲货币基金和亚洲货币，然后亚洲开发银行推出了亚洲货币单元，作为一种虚拟货币，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交易或者是储备的货币，而是用于计算亚洲各个币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点。然后在亚洲危机之后，又有了全球金融危机。人们讨论很多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周小川行长就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超主权的货币，对于当前体系的问题说得很有道理，就是一个有偿还能力的货币，是一个国际货币，它具有外部性。因为主权货币和货币政策为主权国家的利益服务，首先是为主权国家利益服务。它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考虑全球的利益和全球问题，包括其他国家的利益。主权国家的金融风险，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的金融风险也会对其他国家有影响，而这个风险也可能会被外溢到其他国家。樊纲说。

樊纲表示，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其他国家，这种外部性，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发行主权货币国家的这种主权货币又是一种国际货币，它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对国内市场，对国内经济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对其他国家可能是消极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所谓超主权货币或者是超级主权货币，现在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又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国内政治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和其他的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国际货币体系。

比如说现在有些国家觉得使用某些货币是有风险的，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用其他的货币进行交易。所有这些问题还都是存在的，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会造成新的问题。想一想全球货币体系，这是现实，不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在现实中是真正的发生了问题，而且加剧了老问题。樊纲说。

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样的未来呢？在樊纲看来，对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来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人们会更多的使用其他的货币，而不是现在的美元，有些国家可能想让自己的货币在交易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能规模不会很大。

但是我猜测，会有一个群雄竞起的时代，这并不是一种最优的情况，这可能是次优，甚至是次次优的选择。我想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有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但也要符合很多的条件，包括政治条件、地缘政府条件、国际关系，需要满足很多的因素。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些条件的满足变得更加遥远了，而不是更加接近了。更难实现一个超主权货币了，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次优，可能有多个币种在国际贸易投资当中发挥作用，维持正常的运转，肯定不是最优的选择，会有更高的风险、更高的交易成本，也有汇率的成本，但这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樊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