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过去、如今和未来
撰稿 / Birt, James
审稿 / Birt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南亚，是最辉煌的东南亚，也是最黑暗的东南亚。辉煌在于其经济如同开挂一般高速增长，让西方国家惊叹不已。同时，黑暗却已悄然降临。大约是在1995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文指出亚洲经济存在问题，就暗示东南亚将会遭遇一场血光之灾。可是无人察觉，东南亚经济增长相反更加猛烈。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泰国的金融遭受滑铁卢，随之范围扩大到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然后进一步又扩大至东南亚，整个东亚。后来人们将这场危机称为亚洲金融风暴。
表面上看，1997年泰国金融问题，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疯狂抛售泰铢造成的。然而索罗斯本人却完全不以为然。即使他不做空泰铢，也有其他人会做，泰铢也照样会贬值。
因此，我们应当抛开现象看清本质。保罗·克鲁格曼到底指出了什么？为何1997年7月2日，泰国要宣布将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浮动汇率制度？这场危机对改革开放刚满二十年的中国有何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新的启发？这篇文章将一一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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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质疑
1994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文章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表示质疑，认为大部分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主要是依靠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这种畸形生长与当年苏联的生产模式如出一辙。而如此不计后果的投入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生产边际效应，自然会遭遇瓶颈。克鲁格曼以此安抚西方的精英人士不要担心，东方在短期内不会超过西方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费四段篇幅记述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疆域确实使其在经济问题讨论要特殊照顾。作者并不否认当时还比较贫穷的中国，未来由于人口红利会重新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仍提出中国1978年之后的两点经济上的问题：一是政府过于自信的吸引外资投资；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否完全归于改革开放的成果（克鲁格曼猜测当时中国一部分经济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还有一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以来的长期努力的成果）。最后，作者认为美国短期内无需担心世界经济中心移向东方（从今天看，克鲁格曼低估了中国的潜力）。
尽管这篇文章略微带着西方经济学家的傲慢无情，克鲁格曼确实地指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国内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时，经常会引用克鲁格曼当时的这篇文章，久而久之国内学术界便称其为克鲁格曼质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Paul Krugman的原文，网上搜索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不难找到）。
2
泰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二战后，以泰国为例的东南亚国家为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早日实现工业化，承接了美国日本的产业转移。泰国政府也依附于外国资本和市场，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确实取得了成效，泰国在1970至1995年出口贸易都以两位数增长。不过，东南亚的生产力并没有实质性提升，经济繁荣严重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劳动力输入。
具体来说，泰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进程落后（相比西方而言），经济繁荣的代价则是大量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因此，泰国经常账户长期逆差。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泰国银行极力吸引外资来弥补经常账户亏空，甚至不惜以高估本国汇率的利率来吸引风险极大的短期投资。国外资本对泰国本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并不负责，便一股脑地涌向短期回报率最高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大幅推升了房地产股票和资产价格。
泰国金融泡沫已经非常明显，但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只能注射这种毒药似的助推剂。这样的经济是受不了变故的。而1995年起美元进入升值通道，钉住美元的泰铢汇率持续走高，泰国出口严重受挫，经济停滞。政府决定铤而走险，实施高利率政策，由此抑制了过热的投资和消费，然而却带来了经济衰退，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情况持续恶化。1996年底，泰国外债已高达93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其中短期外债占了60%。1997年7月2日，泰国要宣布将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日即大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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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中国的教训
1997年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特别提到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2月12日，朱总理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高层时，再次强调认真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
朱总理将教训总结为三条。一是国家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不能做泡沫经济、虚假繁荣；二是建立健康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央银行需要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地方违反体系就应当惩处；三是国家必须有储备，包括经济上的储备（主要是粮食）和外汇储备。
其中，朱总理重点提及金融改革，主要针对银行机构成立金融系统党委，将金融系统党的关系收归中央。东南亚国家的问题还是出在银行，商业银行可以任意借外债，中央银行却无力监管，银行贷款任由地方政府指挥，最后造成大量银行坏账出现。朱总理还特别指出一封广东省河源市中国银行龙川县支行行长来信的情况：支行的行动完全受县委和县政府指挥，高利吸储，高利放贷，以此投资建设了很多项目充当县领导政绩，可是项目无法获益，造成银行大量坏账。
金融改革成立金融体系党委，可以保证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银行队伍清廉，也确保商业银行按照正常商业原则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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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未来
在中国高速发展中，我们重新拾起大国应有的自信，甚至有点过于自信。然而，大踏步前进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些问题。
很遗憾的是，当年朱总理提到的地方性债务问题，如今又重新浮出水面。县级政府出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地方性债务并不是新鲜事情。据我所知，我的老家就出现了200亿元的债务，2020年一年本息就有36亿元，而一般情况我们县一年的收入都不到20亿元，如果不加强管理，窟窿只会越来越大。欠下如此大的窟窿，是因为县级政府为了拉动县城经济增长充当政绩而放弃长远的民生发展。我的家乡当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开展互联网金融产业，P2P一度全国领先。最夸张的当属贵州省独山县，欠下400亿债务的独山县落地了很多叹为观止的项目，其中天下第一水司楼宏伟壮观，被人称作天下第一牌楼（说实话旧北京的箭楼都没有如此壮观）！
克鲁格曼质疑也是不容小觑的事情。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劳动力，短期内仍然能够通过input来促使经济增长，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单纯依靠投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全部是科学技术产物；然而所谓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却是通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来实现的（其实新四大发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和日本就悉数出现，不足为奇，我国更多的是引进他们的概念和技术加以改进并投入市场）。在此并非在贬低如今便利的生活，我只是认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应当要反思便利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现在谈到扶贫，谈到乡村振兴也总是不自觉地想到旅游、想到农家乐等活动（笔者就纳闷哪里有那么多农村可乐的），结果到最后的落脚点又是借债搞项目，走回原来的老路；另一方面，城市里的系统看似发达，实际上也可能将人困死在系统里，前段时间人物杂志《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便是生动的例子。本质上，这些现象都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单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十四五规划的核心是创新，这个词汇说起来清新，背后的任务却是沉重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四十年，我们将招商引资已经玩得很熟练。未来要做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可不是加个班，熬个夜，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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