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商业大咖的“中国巴菲特”之路_段永平_张磊_价值投资
原标题：三位商业大咖的“中国巴菲特”之路
段永平，郭广昌和张磊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段永平出生在1961年，郭广昌出生在1967年，张磊出生在1972年，三人之间正好分别相差5~6岁。
段永平曾长期在广东创业，郭广昌在上海扎根，张磊则主要在北京办公。三个人似乎可以分别代表三个地方民营经济的一些特色。
段永平和张磊都有人大的学历，郭广昌则是复旦毕业生，复旦和人大正是中国经管类学科的顶尖学府。
其实，围绕在三者之间最大的相关点在于，这三个人都是叱咤中国商业战场的顶尖人物。
段永平用小霸王和步步高等一系列经典的产品，占领过很多人童年的时光。
郭广昌在2022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上排328位，财富总额540亿元。
张磊的高瓴资本及旗下子公司合计持股达179.43亿股，上半年末合计持仓市值超900亿元。（据万得）
数据还能继续，但我们几乎无法用简单几个数字或者几篇文章来说清道明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商业经历或者个人能力。
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传奇太多，光市面上能找到的资料就汗牛充栋，更不用提那些不为人知的商业故事。
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三个人之间是否有何羁绊。
但至少有一个标签可以将他们串联起来——都曾被媒体在某一时期贴上过“中国巴菲特”这个极具荣誉性的称号。
我们须承认，媒体的这种表达并不是纯粹哗众取宠或者空穴来风，这三位都或多或少和巴菲特有点渊源。
这种渊源其实更主要体现在三位对价值投资的推崇上。
展开全文2006年，段永平以约62万美元的“天价”拍得与巴菲特共进慈善午餐的机会。
值得提及的是，在这次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段永平还带着时年仅25岁的浙大校友黄峥和巴菲特共同进餐，黄峥当时还在美国硅谷的一间公司当程序员。
黄峥说过，对他商业影响最大的，还是段永平。黄峥到底是不是段永平带出来的徒弟？这可能只有两位当事人才可以确认。但段永平、黄峥和巴菲特之间似乎确实出现了某种传承性的“化学反应”。
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就是如此奇妙，很多会面或者偶遇可能会决定一生的成就。
对于花费如此多钱吃个饭的原因，段永平当年接受采访时称：“我从巴菲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希望有一个向他道谢的机会。”
段永平确实应该表达感谢，因为巴菲特让他看到了价值投资。
从此以后，段永平不断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价值投资理念的深度思考。
这位小霸王、步步高、vivo、OPPO等一众顶尖品牌的幕后关键人物，开始真刀真枪地将“价值投资”作为自己积累财富的一种方法论，并逐步脱离自己在实业领域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二级市场中。
离开实业这年他还只有四十岁。
随后几年，“股神”段永平先后重仓苹果、茅台、网易、腾讯等股票，在后续数十年的投资岁月中，眼光独到地较早布局上述这些股票，早已经让他在投资领域获得了不低于在实业领域的赫赫威名。
段永平曾经多次提到，他的投资逻辑核心就是坚定使用巴菲特的“三不原则”——不做空、不借钱、不做不懂的。
同时，他也坚定认为买股票就是买公司，需要在能力圈之内看到好的生意模式、好的企业文化以及好的价格，也就是要坚持价值投资的本质。
对于价值投资，段永平还有许多观点，通过其在社交媒体的账号向外界袒露。
他认为，对价值投资者来说，要做自己能懂的东西，不然就情愿不要去做。他说过，买一只股票往往要很多理由。不买的理由往往就一两个就够了。价值投资者买股票时总是假设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是否会把整个公司买下来。
对于价格估值，他说：“估值就是个‘毛估’的东西，如果要用到计算器才能算出来的便宜就不够便宜了。价值投资者不应该寻求抄底。抄底是在看别人，而价值投资者不会管别人怎么看，只管在足够便宜的时候出手。”
对段永平来说，巴菲特就是其投资策略的导师。
史文森的门徒
相对于段永平花钱获得和巴菲特的午餐时间，另一位投资界大佬张磊和巴菲特的会面情景就更传奇了——坊间一直流传着当年巴菲特亲自开车接张磊一起吃饭的故事。
张磊出生在河南驻马店一个普通职工家庭，自认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大量的不同主题的书籍。他曾写道，年轻时喜欢读《静静的顿河》，不想成为其中的牧马人，不能自拔，梦想着去大城市读最好的大学。
与很多年轻人在消遣和娱乐中消磨时光不同，和巴菲特一样，张磊很小就有了创业的经历，在驻马店火车站搞流动借书站，拉同学一起在火车上卖书......培养了他实干的能力。
这些经历为其之后使用价值投资的逻辑打好了基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价值投资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样，理解真实的生活场景，才能真正掌握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服务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
即使对价值投资如此热诚，但高瓴资本从未公开表示过自己会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
相对于巴菲特，另一位美国资产管理领域的教父级人物大卫·史文森对张磊的影响更大。
史文森何许人？
隔壁老邢曾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投资办公室工作过。前一个月刚从北京张磊办公室拜访回来的上司，在我入职第一天就给了我一本书，要我熟读。这本书正是史文森撰写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这本书被美国机构投资者工作人员奉为“圣经”，史文森在他们眼中是不逊于巴菲特的传奇。
在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实习期间，张磊和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建立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并将史文森所倡导的机构投资者在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上的精妙逻辑很好地运作在高瓴身上。
史文森所领导的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也是张磊在国内创业后所募集得到的第一笔资金的出资人，一共2000万美元，这让创业不久的张磊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
可以说，这段在美国顶尖机构投资者的工作经历，奠定了张磊对价值投资的理解。
在《价值》这本书中，他写道：“价值投资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投资这样难以确定的事变成了一项‘功到必成’的事业，变成逻辑上的智识和拆解，数字里的洞见和哲学，变化中的感知和顿悟。我们要在长期主义之路中探求本质，在未来和此刻间搭建通途。”
史文森带给张磊的价值投资理念，可能更多体现在严谨的投资分析框架，对基金或者企业管理者的重点评估，更直接面对面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另类投资的重视度上。
在国际上走巴菲特的路
九月中旬，有媒体报道，“中国巴菲特”郭广昌结束国外差旅回国了。在媒体圈对郭广昌的报道纷纷的大背景下，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言论，透露出不少核心信息。
他写道：“我始终坚信，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复星的竞争力在于全球化的视野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家植根中国的企业，中国永远是复星最重要的根据地。”
这句话其实可以点出郭广昌版本的价值投资的奥义——调动全球资源进行长期主义投资。
从复星的商业历史决策过程看，国内国际两条腿走路一直是整个集团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利用国外保险公司资金进行投资方面，复星身上确实有伯克希尔的强烈投射。
据华夏时报，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广昌也毫不讳言要复制巴菲特的“产业+ 保险+投资”发展模式，他认为，复星要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将向以保险为核心的投资集团转型，以对接中长期优质资本，将复星的投资能力与保险相嫁接。
说直白点就是通过收购保险公司，将低成本获得的保险“浮存金”作为源源不断的现金源，然后进行投资。
不少研究巴菲特的学者曾经解释过利用浮存金进行投资的妙处。
首先是能获得无息或低息的杠杆效应。也就是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加杠杆获得超额收益。其次，由于浮存金的流动性一般没有那么高，巴菲特可以用它进行长期投资，不被股市的短期波动影响，符合长期主义价投的理念。
国外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大类资产比例、单一资产集中度风险等监管要求更加符合这种理念。
跟随这个思路，近些年，复星也在海外市场大展拳脚。
综合媒体报道，2011年，复星联手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成立合资寿险公司复星保德信人寿；2013年，联合国际金融公司（IFC）在香港成立鼎睿再保险公司。
2014年复星国际以约10亿欧元拿下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葡萄牙保险后，就利用后者资金收购了陷入困境的Espírito Santo集团的医院业务。此外，复星还相继收购了MIG，Ironshore，Meadowbrook等美国保险机构。
复星在海外的道路似乎正越走越宽，今年上半年，复星葡萄牙保险实现总保费收入26.3亿欧元，同比增长12.8%；鼎睿再保险实现毛保费收入12.24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8%。
对郭广昌来说，巴菲特所运作的伯克希尔正是复星在海外展业的最好范式。
尾声
巴菲特在年轻时就迷上赚钱和数字，并师从价投灵魂人物本杰明·格雷汉姆，这让他理所当然地以判断企业质量的价值理论作为投资的核心理念。
但巴菲特终究不是格雷汉姆的复制人。从196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了不同的投资尝试。
比如，1963年，他将所管理的25%的资产投入到了美国运通中。
对于注重企业账面数据分析的格雷汉姆来说，1963-1964年的美国运通已经因为蔬菜油仓库债务问题的亏损变得资不抵债，也就是股票市值远远高于它的有形资产，绝对不是一个符合价值投资的标的。
但巴菲特却看到了一家正在运通卡和旅行支票业务上高速成长的企业，也就是美国运通拥有大量信用卡用户和旅行支票资产等无形资产。而这些优质资产是无法从财报中看到的，要靠市场调研和实地调查。
这就让巴菲特开始跳出格雷汉姆的那种单纯通过财报分析价值的投资方略，亲身在收银机后面站了一整晚实地调查美国运通金融产品的市场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会那么果断地大量购入美国运通股票。
有意思的是，对标1930年出生的巴菲特以及1894年出生格雷汉姆，段永平、郭广昌、张磊和巴菲特的年龄差距正好符合巴菲特与格雷汉姆之间的差距。
这三位“中国巴菲特”是否也会像巴菲特当年跳出格雷汉姆价投方法论那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传世投资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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